資料來源：轉載自中國金融微信公眾號
文章來源：《中國金融》2017年第15期
作者：周禮耀 [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副總裁]
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將“服務實體經濟、防控金融風險、深化金融改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作為金融風險的根源，不良資產是資源在市場經濟周期性波動中出現錯配的客觀存在。金融資產管理公司（以下簡稱“AMC”）是處置不良資產、應對周期波動、化解金融風險的重要工具，市場經濟的內在屬性決定了AMC不可替代并將長期存在。順應國家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多元化的不良資產市場處置主體的新格局應運而生。其中，四家AMC應將堅守不良資產主業、化解金融風險、服務實體經濟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基石，擔任好以“壞銀行”為核心的“三種銀行”角色，發揮不良資產處置主渠道作用，重點做好系統性、綜合性、引領性的風險防范化解，有效履行中央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
AMC是應對經濟周期波動的重要工具
理論上，只要存在市場失靈，資源就會出現錯配，經濟金融體系中的不良資產也就會隨之形成，并在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中大規模積聚，如未得到及時的市場出清或盤活，便會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
企業不良資產是金融風險的源頭。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由于經營管理不善、盲目跟風擴張、產業多元化、投資決策失誤等原因導致內部資源錯配，都會或多或少存在不良資產。企業的不良資產在其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呈現不同的特點，在初創階段和衰退階段，盈利能力較弱，資產流動性較差，容易產生不良資產；在成長和成熟階段，內部治理逐漸完善，要素整合較為有效，資產質量不斷提高。同時，宏觀經濟周期性波動也會強化企業不良資產的形成及其狀態轉換。經濟下行時期，企業不良資產會加快暴露和積累，其規模呈擴大態勢；經濟步入復蘇和擴張期，不良資產價值逐步得到修復，其規模呈下降趨勢。因此，不良資產是企業資源在企業生命周期和宏觀經濟周期交互作用下出現錯配的客觀存在，并通過各類融資渠道傳導至金融機構，沉淀為整個金融體系的不良資產。因此，化解金融風險的根本途徑在于根據不良資產所處的宏觀經濟周期以及企業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采取周期性策略加以處置。
國際經驗表明，自20世紀80年代末美國成立重組信托公司（RTC）以來，AMC就成為各國專門處理不良資產的重要途徑。AMC自成立伊始就具有特定的專業處置不良資產的功能。上世紀90年代，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等北歐國家先后設立AMC對其銀行不良資產進行大規模重組；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后，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也開始組建AMC處置不良資產。
此外，在應對次貸危機的過程中，AMC仍是各國政府有效穩定金融體系的主要手段。各國在AMC完成階段性處置不良資產使命后，根據其經濟金融發展需要，采取關閉清算、回歸原機構、轉型為商業性資產公司、投資銀行或政策性資產管理公司等方式，對AMC后續發展作出相應的制度安排。總體看，無論是作為常設機構存在，還是不良資產問題嚴重時臨時設立，AMC都是各國政府有效處置不良資產的重要途徑。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逐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經濟活動遵循價值規律要求，適應供求關系變化，建立健全資源優化配置機制，實現了國民經濟持續多年的高速增長。與此同時，市場經濟的內在屬性也使得中國經濟發展呈周期性特征，需要國家實施宏觀調控對經濟周期性波動加以應對，而AMC則是重要的宏觀調控工具。實踐證明，作為應對1999年亞洲金融危機成立的四家AMC，充分運用了國家賦予的政策和手段有效處置不良資產，最大限度減少了國家損失，對化解金融風險、平滑周期波動、維護社會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商業化轉型以來，AMC的不良資產業務領域不斷拓展，綜合金融服務手段更加豐富，整合社會存量資源作用逐步顯現，已成為中國金融體系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
當前，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發展方式從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產業形式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經濟結構面臨巨大的調整壓力，表現為過剩產能需轉移，陳舊設備需更新、落后技術需淘汰、先進技術需引進、傳統產業需升級等，產生這些問題的深層次原因是企業資源在企業生命周期和宏觀經濟周期交互作用下出現了錯配，進而導致社會上沉淀了大量低效率、無效率甚至是負效率的存量資產。破解這些問題的根本出路就是通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盤活存量資產、優化資源配置。
中國金融運行的實踐表明，其他金融機構（銀行、證券、保險、信托等）主要運用債權類融資工具或股權類融資工具以增量方式來配置金融資源，進而影響經濟結構的形成，而AMC的顯著特點是從存量入手來調整和校正資源錯配問題從而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從這個角度上說，AMC比其他任何金融機構更有條件、更有能力對社會存量資產加以盤活。
不良資產市場多元化新格局
新一輪不良資產處置需要更多的AMC和社會資本參與
與上一輪不良資產是經濟體制轉軌過程的成本付出不同，新一輪不良資產則主要是我國經濟金融資源出現錯配、風險資產增加、信用環境惡化所致，具有涉及范圍擴大、處置難度增強、運作周期延長等特點。受國內國際宏觀經濟周期的影響，且不同于上世紀末政策性不良資產處置面臨的經濟高增長的外部環境，本輪不良資產處置問題和周期經營問題更加復雜。
作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本輪不良資產處置的任務更艱巨、時間更緊迫、技術要求更高，這對參與機構的數量以及參與機構在不良資產處置的人才儲備、技術水平、專業經驗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標準，需要有更多的AMC和社會資本參與。國家審時度勢出臺了市場化債轉股以及地方AMC“二胎”政策，豐富了不良資產市場的參與主體，推動形成了以四家AMC、地方AMC、民營AMC、銀行系子公司為主體的多元化不良資產市場的新格局。截至目前，大型國有商業銀行基本完成債轉股實施機構或直營資產保全機構的設立，地方AMC已設立近50家。這也意味著中國不良資產市場在經歷了以四家AMC為處置主體的政策性時期1.0版本、轉型時期2.0版本后進入了當前多元化處置主體的3.0版本。
不良資產處置市場的各參與主體特點鮮明、功能互補
不良資產市場處置主體大致可分為區域性、專業性和綜合性等三類。以地方AMC和民營AMC為代表的區域性不良資產處置主體，“本地化”優勢明顯，如與地方政府關系緊密、熟悉當地情況，能夠提升區域不良資產處置效率；但由于成立時間較短，專業人才、處置經驗和技術水平相對缺乏，處置手段較為單一，跨區域經營能力需提升，與四家AMC在融資方式、業務范圍等方面還有差距。以銀行系子公司為代表的專業性不良資產處置主體，在掌握債務企業信息方面更為充分，與企業的商業談判、盡職調查、價值評估更為通暢；但是較債權轉讓給AMC而言，由其直接消化內生不良資產，受限于專業和業務范圍等因素，在提升不良資產處置價值上還有較大空間。以四家AMC為代表的綜合性不良資產處置主體，通過18年專注不良資產經營管理，培養了一批既熟悉投資銀行又熟悉商業銀行的專業人才，積累了豐富的不良資產經營管理經驗，形成了獨特的不良資產盡職調查體系和估值模型，創新了不良資產處置手段，專業優勢更為突出，已發展成為擁有“全牌照”的金融控股集團，機構遍布全國各地，兼具區域性和專業性處置主體的特點，在盤活存量資產、優化資源配置方面具有綜合性優勢。
當前，各參與主體面臨的挑戰與機遇并存，在處置不良資產過程中應既有側重又有合作，實現功能互補。首先，應發揮各自優勢聚焦業務重點。地方AMC和民營AMC應借助“本土化”優勢，以收購區域性的不良資產為主，重點化解局部性的金融風險；銀行系子公司利用信息對稱的優勢，做好自身單一的大型商業銀行的風險化解，業務范圍以債轉股為主；四家AMC重點開展跨區域、處置技術要求高、處置難度大的不良資產收購，尤其要做好具有系統性、綜合性、引領性的金融風險化解。其次，應建立“優勢互補、協同發展”的合作機制。以區域性處置主體（地方AMC和民營AMC）與綜合性處置主體（四家AMC）合作為例，前者可將后者作為在全國開展業務的“天線”，利用其遍布全國的網絡機構增強跨區域經營能力，依托其綜合金融服務功能豐富不良資產處置手段，借助其雄厚的資本實力保障不良資產收購的資金供給；后者可將前者作為自身在地方上延伸業務的“地線”，借助其“本土化”優勢獲取地方政府更多的支持。此外，銀行系子公司可借助四家AMC綜合金融服務優勢提升處置不良資產的價值，四家AMC可依托銀行系子公司對債務企業的信息優勢拓展不良資產處置的深度和廣度。最終，通過各參與主體的功能互補和有序合作，達到盤活存量資產、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的目的。
四家AMC應發揮不良資產處置主渠道作用
在不良資產市場新格局中，各參與主體應積極發揮自身優勢，加強與其他各方合作，提高不良資產市場效率，推進供給側改革取得實質性進展。四家AMC要深入貫徹落實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的重要精神，初心不改、使命不變，堅持服從服務國家戰略，堅守不良資產主業，擔任以“壞銀行”為核心的“三種銀行”角色，發揮不良資產處置的主渠道作用，切實履行中央金融企業的社會責任。
以“壞銀行”為核心的“三種銀行”角色
“三種銀行”是AMC在不良資產處置市場新格局中的角色定位。“壞銀行”是主業，是AMC成立的初衷，更是其職責所在。要堅守并強化不良資產主業地位，通過收購不良資產化解潛在或已形成的金融風險，通過不良資產債務重組降低企業財務風險，通過附加債務重組協議收購實體企業的不良應收賬款，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具體表現為：以不良資產收購為切入點，分類處置資產促使落后企業關停并轉，助推過剩行業“去產能”；以不良資產并購重組為切入點，開展行業并購，助力房地產等行業“去庫存”；以市場化債轉股為切入點，減少企業財務負擔，幫助企業“去杠桿”；以問題企業債務重組為切入點，優化企業財務結構，推進企業“降成本”。“好銀行”是工具，是發揮綜合金融服務優勢促進提升不良資產價值的功能組合，是AMC堅守主業、服務實體經濟、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保障。AMC可運用多樣化金融工具，盤活存量資產，促進企業可持續發展，并幫助有產業技術短板的企業通過國際并購引入世界先進技術，實現“補短板”的目標。“投資銀行”是手段，是AMC在“好銀行”服務于“壞銀行”過程中各種并購重組方式的綜合運用，其運作水平的高低決定了不良資產的價值提升效果，是AMC取得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有效手段。
做好風險防范化解
防范化解系統性風險。AMC要重點做好跨區域、跨行業、跨所有制乃至跨國別的不良資產的收購處置，履行政策性功能，采取金融救助和托管危機金融機構方式應對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金融風險。AMC自成立以來托管重組了新疆金融租賃、浙江金融租賃、漢唐證券、金谷信托等一系列問題金融機構，還成功處置了“德隆系”問題企業。以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長城資產”）為例，其先后收購、管理和處置了中國農業銀行、中國工商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及非金融機構不良資產1萬多億元，大力救助問題企業，有效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鐵路物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國鐵物”）債務重組便是其代表案例。作為國內首家央企私募債危機事件，中國鐵物債務危機得到了黨中央和國務院的高度重視。中國長城資產全面參與其債務重組，通過主動型債轉股的創新實施，即以轉股為目的進行私募債收購，先以承接債務為切入點，再擇機將債權轉股權，達到了以時間換空間的目的，并以此為切入點撬動了一攬子重組方案的實施，通過資本市場徹底解決了其債務問題。實踐證明，四家AMC在履行政策性功能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此，建議國家繼續賦予AMC政策性或準政策性職能，支持AMC收購不良資產的資金需求；完善AMC作為市場化債轉股實施主體的股權退出機制，其中證監會可給予轉股企業PRE-IPO的綠色通道。此外，可允許AMC跨境收購不良資產以及協助境內優勢企業跨境產業并購，這也是AMC堅持主業并服務國家“走出去”戰略的重要體現。
防范化解綜合性風險。做好社會影響大、涉及范圍廣、參與主體多、處置難度高、不良資產金額大的綜合性金融風險的化解。以中國長城資產運作的“ST超日”為例，作為國內公募債首例違約事件，“11超日債”受到境內外廣泛關注。中國長城資產通過破產重整一次性解決超日公司巨額債務問題，同時引入財務投資者和產業重組方幫助企業恢復生產。企業不但復牌上市還獲得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效推進了我國光伏行業資源整合和產業升級。中國長城資產在此過程中保護了6000多戶中小投資者的權益，維護了社會穩定，實現了各方共贏。
強化風險化解的引領性。四家AMC在收購處置不良資產時應做好各類金融工具和業務手段的疊加，擔任以“壞銀行”為核心的“三種銀行”角色，創新發展新形勢下不良資產處置的理論與實踐，成為中國不良資產市場發展的主導力量，為不良資產處置市場其他參與主體提供有益借鑒。在此過程中，國家應加強AMC立法，進一步完善司法環境，為AMC發揮功能作用提供法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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